《故乡行记》(三)
坐了一夜的火车,九月十八日早晨到老家的小站,大哥和侄子来接我很快到家,父母早已在等候着了。
在我这个年纪,很多人已经是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了,而我的父母都健在,(2021年补记:父母今年已经九十三岁了,依然身体健康,只是母亲意识已经不太清楚。去年春节也正好赶上武汉的疫情,我回乡与父母同住了一个月。很感恩的是,父母也信主了,临走前几天,我为父母和我大哥施行了洗礼。)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有人说‘家有老人是个宝’真不假。我大哥说,有时在外地出差,几日不见父母,回来后赶紧到父母这边,能开口叫一声“达”、叫一声“娘”是极大的满足。我到家看见父母,也美美、重重地叫了两声:“达---”“娘---。”
“达、娘”是我们老家对父母的亲切称呼。习总上台后,网上有人称其为“习大大”,大概也是来源于对此称呼的模仿,但其中究竟是尊敬还是调侃则不得而知,更有海外英文媒体将其翻译为 “Xi Bigbig”,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
我在屋里走几步看看,见阳台上和楼梯下堆满了我父亲捡来的硬纸板、矿泉水瓶、塑料布等破烂,屋里的叽里旮旯里塞满了母亲的破旧得不像样的杂碎东西,还夹杂着有亲戚来看望二老送给他们的花生奶、果汁等礼品饮料,他们从来不知道享用,因为母亲总把这些东西收藏起来。
我对父亲说,“达,你都八十六岁了,有好几个孩子,你吃的喝的不会缺你的,不要再去捡破烂了。”
父亲挺自豪地说,“咦,我今年到现在卖破烂已经卖了一千多块钱了。”
我说,“你不缺钱花,你出去捡破烂不安全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咋办?”
父亲说,“我真有一次栽倒在毛草堆里,越爬越往里钻,后来有一个妇女看见说, ‘你这老先生咋栽倒在这儿?’她想把我抱出来,试试抱不动,说,‘你等着。’又去叫一个妇女把我拉出来。(父亲讲到这儿也感慨说,现在老人倒地没有人敢扶,这两个妇女可真不赖。)”
“还有一次,两个老头把我堵在路上不让我走,盘问我,‘我们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,你有几个孩子?’我说,‘我六个孩子。’他们又问我,‘你的孩子管你不管你?’我说,‘可管我。’‘那你还捡破烂?’我说,‘我捡破烂不是为了生活,是想走走转转、活动活动。’他们说,‘要是这样,你就带个手机,有点什么事赶快给家里人打个电话。’我说,‘不中,我不会使手机。’”
刚到美国之初,我曾一次给父母寄回去一万块钱,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些。但后来发现,我的努力是徒劳的,因为极度的节省已经成为他们骨子里的习惯,给他们钱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花。他们把我给他们的钱存起来。
有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流行私人开设的储金会,没有国家法律保障,但因为利息高,有很多人还是参加。我父亲也叫我大哥把我给他的钱都存在那里,后来贪心的老板卷款逃之夭夭,我父亲存进去的钱当然也打了水漂。从此以后,我就化整为零,每次只给他三两百块钱,能够补贴一点他们的生活就好。
这时我又拿一点钱递给父亲,父亲身体往前移了移,压低声音对我说,“我有钱,我给你们兄弟几个每人准备五千块钱,总共两万多块,在那儿放着呢,到时候给你们。”
我问,“你从哪里弄的钱?”
父亲回答,“你们平时给我的钱,我都没花,加上这些年我卖破烂的钱。”
我问,“你放在哪儿了?别让老鼠给咬坏了。”屋里因为母亲在叽里旮旯堆满了破烂,还有吃的东西,招来不少老鼠。
父亲说,“没事,我放的地方稳当。”
我到厨房看看,见狭小的厨房里又是堆满了杂物,窗户的纱窗和玻璃满了油渍和灰尘,锅、碗下都垫着一块儿塑料布,灶台上油渍和脏物混在一起。我拿起抹布来擦,母亲赶紧过来说,“用这些碎塑料布擦,用抹布擦抹布就洗不净了。”我几乎有点生气了,“娘,你见过谁用塑料布擦锅台吗?”
厨房的地上放一些烂白菜、卷心菜、发芽的土豆、还有一些红薯之类,于是引来很多从外面的污水河里飞来的蚊虫。厕所里有好多个脸盆、水桶,里边都装满了脏水。在美国生活多年,外边的环境很干净;家里妻子总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,地板可以照见人影。因此对父母屋里的脏乱实在感觉无法忍受。
我问母亲留着脏水干什么,母亲说,“留着冲厕所用。”我气恼地把所有的脏水都倒掉,母亲在旁边心疼了好半天,责怪我好了疮疤忘了疼。然后自言自语地说,“这个月的水电费又好几十块。”
吃饭的时候,母亲为我单独做一碗,再给我父亲做一碗,然后她自己去热一些剩饭吃。后来,我发现母亲每顿都吃剩饭,而且也始终有剩饭。我明白母亲是把她认为最好的给我吃,她认为次一点的给我父亲吃,她自己总是有剩饭热一热来吃。
我说,“娘,就我们三个人,为什么不做一样的饭一家人一起吃呢?”
母亲说,“剩饭不吃就糟蹋了。”
母亲总把吃的东西收拾起来,备着将来再吃用,时间久了就坏掉了。那是她一辈子常常忍饥挨饿养成的习惯,所以做饭时总是剩一点下一顿吃。
母亲这样的习惯不单是在吃饭上,穿衣也是如此。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衣服时,总说要做大一点,因为小孩要不停地长个,衣服做大点可以多穿几年。
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我们那儿有汽车拉着一车的犯人在各村游街示众,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汽车稀罕得很,便跟在汽车后面跑(因为是将犯人示众,所以车开得很慢)。我光着背、光着脚,身上只穿一根裤子。因裤子太长,只好往上提遮住了两个乳头,车上一个端着枪押送犯人的士兵,指着在下面跑着看车的我,对他的同伴大喊,“乖乖呀,你看这个主的裤子穿到哪儿!”
我们小时候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纺棉花、自己织布、自己剪裁做的。到我去县城一中读高中的时候,那时好像流行的确良的布料,我母亲终于下决心扯了一块儿布,给我做一件衬衣,意思是让他在县城读书的儿子不至于太寒酸。母亲给我做的衬衣又是大了许多,往下盖住两个膝盖,直到我高中毕业了很久,那件衬衣穿上才合适(那件衬衣后来有一年暑假在村里的水库游泳时掉在了水库,我心里很是惭愧不安)。
如果你领会了我母亲给我做的‘裤子遮住乳头、衬衣盖住膝盖’,大概你就理会了我母亲每顿饭都会有剩饭、而她永远是吃剩饭的那一位的原因了。
我在家这一段时间,有几次好像故意让我母亲生气而把她的剩饭倒掉,但到底还是改不了她每顿都有剩饭、每顿都吃剩饭的习惯。
父母一生在贫瘠的土地上为生存挣扎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一生都是以种地和担挑子为营生来养家。年轻时卖柴草,后来卖的东西包括山村里的各类土产,比如柿子、南瓜、红薯、花生、枣之类。农忙时父亲在地里干活,农闲时将这些土产挑到集市上去卖。父亲通常要半夜起床,然后担起挑子去赶集。据父亲讲,他常常挑起一百多斤的挑子,先走十二里的山路到一个煤矿,然后沿着火车铁轨的枕木再走二三十里,到集市后还看不见秤星,需要休息一会儿才能卖东西。每天傍晚回家,我常看见他带回来一堆一分二分、一角两角破烂不堪的纸币,总共也不过两三块钱,母亲把这些脏兮兮又残缺不全的钱一张张数好,用线扎好收起来藏在安全的地方。
母亲则是另一种操劳,每天在家起早贪黑纺线织布(说起纺花车和织布机,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认为那是很远古时代的东西),然后用土法将布料染成各样颜色,为一家人做衣服。信主后读到箴言三十一章才德的妇人,像极了我的母亲。“她手拿捻线竿,手把纺线车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,伸手帮补穷乏人。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,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”(箴31:19-21)母亲异常节俭(我到今天仍然保持着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节省习惯),每年分配的口粮只有很少一点,但母亲从没有在新粮下来之前将陈粮吃完,于是野菜、槐树花、桐树花、红薯叶、萝卜叶等就成了全家的主食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和母亲一起摘红薯叶子。
来到美国尤其信主之后,我发现神实在是眷顾穷人,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些杂粮和野菜是健康食品,是很宝贝的东西,红薯叶子在亚洲超市要卖三四美金一磅,那像铅一样重的红薯要卖一块五美金一磅。
我的父母就这样辛勤操劳,养活了六个孩子。如今他们同是八十六岁高龄(今年九十三岁),身体健康得很,没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血脂、血糖、胆固醇等类的问题。我母亲一辈子都是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,如今老了却好好的,身体格外好。他们固执地不跟孩子们同住,到现在还是我母亲一日三餐自己做,还照顾我父亲。抽空就把硬纸板和碎布用浆糊粘起来,给我大哥他们和孙子辈的做鞋底。母亲手巧,即便鞋底也是用不同颜色的线,绣成很好看的花。
主啊,你真是眷顾人的神,我该何等地向你感恩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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